对于一名正在读大学的青年人而言，他们即将面对的人生重大选择究竟是什么？在多数情形下，这无非是继续深造还是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就继续深造而言，这个问题并不会成为那些如今成绩优异的学生的烦恼，但在四十年前，即便是最顶尖的学生，也有许多人需要考虑是否继续进行更高层次的学习。这一选择对人生的影响或许比结婚的决策更为深远。
撰文 | 丁玖（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系教授）
岁月匆匆，宛如白驹过隙。回溯至四十三年前，身为“文革”结束后首批通过高考踏入大学校园的一员，我已步入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习的第四个年头。1981年，正值鸡年新春佳节，我与同学们分赴各地故乡，共同度过了本科生涯中最后一个农历新年。随后商务英语专业考研建议英语，我们如同雄鸡展翅，迎着晨曦，满怀信心地重返校园。与三年前入学相比，每个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三届的他们并未显露出衰老之态，反而显得精神焕发，容光焕发，看起来愈发显得年轻。至于其他同学，男生的阳刚之气愈发凸显，女生的柔美气质也更加明显。在那年的2月15日，在我离家返回宁城的前夜，我记录下了自己外貌发生的“焕然一新”的变化。
家人都感到十分意外，我竟然变胖了。你看，我的背变宽了，腰围也粗了，不过脸型依旧保持着瘦削的轮廓商务英语专业考研建议，头部大小没有变化，身材看起来变得短小，不再那么苗条。这可怎么办呢？我得开始锻炼身体，并且减少摄入肥肉。我可不能再继续增重了。
人生抉择
这个春季学期依旧如故，然而却有一处差异，那就是在半年之后，每个人都将面临一个关乎是否报考研究生的重大人生选择。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决定的重要性堪比选择人生伴侣。若伴侣选择不当，尚有挽回的余地，因为离婚与结婚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然而，若错过了考研的机会，浪费了自己的才华，想要重新找回机会恐怕就变得异常困难了。在“鸡年大吉”的美好祝愿中，部分同学内心却泛起了一些犹豫之情。
然而，老三届中的许多人去意已决，急于尽快赚钱养家。尽管他们学业有成，硕士、博士的学位对他们来说几乎唾手可得，然而即便是成绩优异的魏木生，在考研的问题上也表示了犹豫。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我们班上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们，年纪都已经接近不惑之年。除了寥寥数人得以享受“带薪学习”的待遇，他们整个大学期间并无任何收入来源，每月所领的助学金不过区区二十元上下。家庭中既有年迈的长辈，又有年幼的孩童，全靠伴侣一人艰难支撑。张朝宓的丈夫已经辛苦了四年，若继续深造，实在让人于心不忍。即便是最晚结婚的尹光炎，其子已在母腹中不安分地躁动，更不用说徐万红已经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他们选择不再继续攻读研究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放弃了对进步的追求。只要心中怀有理想，无论身处哪个行业，都有可能取得一番成就。
有一位老三届是个例外，他毫不迟疑地说：“考！何炳生，这位无锡人，自尊心极强。他在堰桥中学（原名为胡氏公学）的初中时期，便立下宏愿，决心要像胡家三兄弟胡敦复（1886-1978）、胡明复（1891-1927）、胡刚复（1892-1966）中的两位弟弟一样，攻读博士学位。他甘愿付出漫长岁月，并且立志要追随前辈的脚步，致力于一生的学术研究。即便年岁已高步入古稀之年，他想必仍会坚定地选择：去考！最终，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三十八岁那年，他在德国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其成就并不逊色于胡氏兄弟。如今，他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已超过胡氏三兄弟的总和，且在质量上亦不输给他们。
老三届学生群体中，有一个独特的存在，那就是我们的班长尹光炎。他连续三次担任班长职务，这一事实充分体现了同学们对他的信赖。然而，在是否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学位的问题上，他却显得犹豫不决，迟迟未能作出决定。这位心思缜密的同学，在1981年8月27日，即考试前夕英语培训，从他的家乡无锡返回学校，向同学们透露了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消息。那天我在日记中这样记载：“老尹到校，宣布他不再打算考研，这消息让人颇感意外。而老何依旧勤奋刻苦，夜晚工作直至深夜。”老尹的迟疑并非无因：他的心爱之子不久前刚刚降临人世。作为新手父亲，他需要在儿子与数学之间做出抉择，这确实是个难题。然而，老何并无此类烦恼，因为他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无需他每日分心照料。老尹可能不具备像大数学家欧拉那样一边抱着孩子一边撰写数学论文的能力。若他继续深造读研，他需要考虑作为教授之女的妻子是否能够承受这份艰辛，以及他是否能够独自在家照顾儿子。
事实表明，尹光炎的妻子并非人们心中教授女儿的柔弱形象。她与我班那位教授的女儿张朝宓一样，既能在厅堂上展现出才情，又能在厨房中烹饪佳肴，堪称文武双全的女中翘楚。她对丈夫的学术追求给予了全力支持，并激励他报考研究生。在考试前夕，尹光炎同学经过深思熟虑，最终下定决心，参加了这场考试。尽管他在复习上投入的时间远不如何炳生，读书时的努力程度也不及后者（在用功程度上，班上无人能出其右，老何堪称楷模），成绩自然也比不上老何。然而，他还是顺利通过了考试，得以成为本系偏微分方程数值解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苏煜城（1927-2022）教授的弟子。
若有人询问，究竟谁最适宜攻读研究生学位？田刚的名字很可能会成为众望所归的选择：一来，他是班级中公认的几位杰出青年才俊之一，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二来，自入学之初，他便立下了追求学术的志向，对纯粹数学怀有如同猎犬追逐兔子般的热情。即便退一步考虑，假如他自己并无此意，他的数学家母亲也绝不会同意。她不仅要求他参加研究生考试，更是明确指示他“追求卓越”，报考实力雄厚的北京大学数学系。
大考将近
一年前的春日，部分选修第二外语的学生，为了全神贯注地备考考研英语，有的选择了悄无声息地、有的则坦率地终止了第二外语的学习。实际上，在那个学期的尾声，同学们已经开始热议来年有望考研的“潜在竞争者”。他们竟然列出了二十位人选，我亦在其中。我在日记中这样记录：“我在这个领域的热情似乎不如他人那样强烈。”班上有的同学为了考研，连之前选的第二外语课程都放弃了，专心致志地学习英语。我由于之前已经花费不少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版《德汉词典》，实在不舍得半途而废，于是决定一口气连续修完三个学期的课程。在第二学期，我有幸聆听张姓资深教授的教诲，传闻他曾在德国有幸聆听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不幸的是，他后来被错划为“右派”，在外国文学系图书馆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摘掉帽子后，他依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用商务英语专业考研建议，只能教授大学本科生。然而，他无法总是怀才不遇，于是最终决定移民至爱因斯坦的祖国，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81年的上半年，众人的未来轨迹渐渐清晰可见。我亦下定决心投身考研行列，毕竟年纪尚轻，对知识的渴望并未衰减。相较于专业课程，我对基础课程情有独钟，因此起初计划报考泛函分析领域。然而，一位对我关照有加的外系老师建议我选择计算数学，认为其应用前景更为宽广。在2月21日的夜晚，听完他的建议后，我立刻决定遵从他的意见，报考最优化方向。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尤为突出，教师队伍也最为庞大，而领军人物正是曾任系科研副主任的何旭初（1921-1990）先生。值得一提的是，报名当天，我对何先生的容貌一无所知，完全是冲着他的盛名而来。
这可能是同学们最为忙碌的一个学期。尽管我们早已摆脱了极限理论的困境，甚至将最棘手的实变函数论攻克，然而，我们仍需完成必修课程以及各自的选修课程。虽然难度有所下降，但任务量却显著增加。那些渴望再深造几年的年轻人，不得不重新翻开北外已故教授张道真（1926-2009）所著的《实用英语语法手册》，亦或是已故教授薄冰（1921-2013）编写的《英语语法手册》。仅仅复习英语是不够的，菲赫金哥尔茨所著的《微积分学教程》共八本，才是真正取胜的关键。因此，为了备考，全班近半数同学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学习压力。
一年过后，关于“候考”名单的传闻在坊间广泛传播，名单上的二十人当中，几乎全部都提交了报名申请。我成为了班级中报考计算数学专业的第五位同学。那些平日里总是宣扬自己不打算考研的同学，此刻都暴露了真实意图。经过一番统计，全班竟然有一半的同学都选择了报名，其中还有三位同学选择了本系的数学专业商务英语专业考研建议，他们分别是王宏玉、宋方敏和徐兴旺。报考计算数学专业的学生众多，其中不乏至少六位来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仿佛中央党校即将在我系选拔研究生一般。他们不仅政治素养颇高，而且专业能力出众，在过去三年的考试中，成绩始终名列班级前茅，所出示的成绩单普遍比我更为出色。而其他人则大多与我相似，属于年轻一辈。那些选择报考外校的同学，有的是怀揣着远大理想，有的则是为了绕开与系内优秀学生正面竞争，其中五人选择了北京大学，因为北大数学系并未招收七七级的本科生，而八一级的研究生则全部是校外生源，我们班就有四人被录取。班上的其他人则纷纷投身中国科学院体系，其中不乏如张砚凝这样的同学，她选择回到故乡北京，报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九月初是全校统一考试的日期，那个暑假，提交了研究生报考登记表的学生们过得并不轻松。多数人担心回家玩耍会耽误重要的事情，于是选择留在学校专心致志地复习。然而，我和老尹却是个例外，他需要回家照顾怀孕的妻子；至于我，对考试从不感到恐惧，即使考试成绩不佳也不会感到痛苦，对分数有些淡然，对我来说，暑假回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自7月6日开始，我在扬州江都县家中与蚊虫展开了长达五十天的斗争。若非8月25日有顺风车辆抵达南京，我恐怕会照旧，直到暑假的最后一日才极不情愿地重返校园。
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逐渐被披露。有二十三人报考了我校的计算数学最优化理论与方法以及偏微分方程数值解这两个专业方向，其中十五人是本校学生，学校计划每个方向招收三名学生；而报考纯粹数学专业，如常微分方程等方向的考生也有二十多人。到了29日，我在日记中简洁地写道：“学校里人越来越多，备考的学生紧张地复习，其他学生则悠然自得地过着日子。”9月2日，准考证发放完毕数学家忆往昔：考研与否竟比跟谁结婚还重要，每个人都可以填写两个志愿。在众多选择中，我的第二志愿锁定在了吉林大学的逼近论专业，而我的指导老师则是享誉学界的徐利治（1920-2019）教授。
开花结果
9月12日，全校研究生考试正式开启，涉及五门科目。首日，各专业均需参加公共科目考试：上午进行英语测试，下午则进行政治考试。真正的高潮出现在次日，尤其是针对计算数学专业的考生：上午他们将面临数学分析的挑战，而下午则需应对线性代数的考验。第三天，则是对各专业计算方法的深入考察。
成绩揭晓时间延至11月4日。我的政治成绩为六十，比预期多了十分；英语、数学分析、线性代数的得分竟然惊人地一致，均为七十八分，其中数学分析超过了原本的预期八分，而另外两科的分数与预估相仿；表现最不尽如人意的是计算方法，得分仅为七十一分。最终的总分为三百六十五分。我唯一感到些许欣慰的是，高考时并未亮起红灯，这维持了我一贯的考试传统；听说全校只有四人能够门门功课都达到及格。在报考计算数学的学生中，排在我不前的有四位：钱迈建、何炳生、沈锦仁和刘必跃。他们中，钱迈建和何炳生选择了最优化专业，而沈锦仁和刘必跃则专注于偏微分方程数值解的研究。那句“姜还是老的辣”果然不假，占据前三名的“三老”再次成为了焦点（实际上，老钱并非老三届，她只比我大五岁）。女性和男性各录取了两名学英语，实力相当。结果，年岁稍长的何旭初先生挑选了老何，资助他前往德国深造。在剔除老何的情况下，计算数学专业的两个分支最终各自接纳了四名研究生。
我班三位报考本系纯数学方向的同学均成功通过了考试。王宏玉曾向我透露过他的基础课成绩：数学分析考了九十七分，函数论则取得了满分，这延续了他高考数学时的优异成绩。而年纪最轻却志向最坚定的宋方敏也如愿以偿，成为了已故的莫绍揆（1917-2011）先生的得意门生。他致力于研究数理逻辑，立志要在希尔伯特、哥德尔等先驱者所开拓的领域中有所作为。而王宏玉与徐兴旺则遭遇了个人志向与学科需求两条路径的交汇点。他们原本计划报考的是数学系中最顶尖的研究领域——常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然而，学院方面却向他们推荐了黄正中（1916-2012）教授作为导师。他们遵循了组织的指示，从方程的研究领域转向了几何学的领域。
报考中国科学院的学子们纷纷传来喜讯。张砚凝成功被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录取，其指导老师为计算数学领域的朱幼兰（1940-）教授。恰逢计算中心加大在统计学领域的投入，选拔计算数学研究生出国深造，他本着“响应国家号召”的精神，转而学习统计学。次年，他顺利被世界知名学府斯坦福大学的统计系录取，远赴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潘卫平成功考入了计算技术研究所，他的导师是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院士）的高庆狮（1934-2011）。在班级中，潘卫平是唯一一位真正在计算机科学专业领域深入学习的学生。
张玮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后来在回忆备考北大研究生那段日子时，坦言自己过于用功，导致过度疲劳，体力透支。考试当天，他感到大脑几乎无法运转，一片混乱，只能勉强坚持完成考试。尽管如此，他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竟然成功考上了，这充分证明了他平时扎实的数学基础。然而，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他告诫现在的学弟学妹们在备考复习期间，切勿效仿他过去的过度努力，可以借鉴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所创作的角色——比利时侦探波洛的一句名言：“请放慢脚步。”
报考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其余四位同学都已得知了自己的考试成绩，而一向在数学方面表现优异的王雪平却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这让班上的同学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大家纷纷猜测他是不是因为疏忽大意而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我们面面相觑，所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安慰他：别太难过，明年还有机会。这情形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年高考的经历：焦急地等待着，却最终音信全无。那些充满困惑的时光里，王雪平的表面依旧保持着平静，如同往日一般。然而，我能够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情绪波动，是连最复杂的微分方程也无法准确描绘的。
西方有句谚语：“笑到最后的人笑得最甜。”王雪平终于收到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虽然这消息来得有些晚，但它无疑是个令人欣喜若狂的喜讯——出国深造、享受公费待遇、攻读应用数学专业。我们曾经的辅导员邱增煌老师第一时间便将这个好消息传了过来。王雪平瞬间成为了班级中的焦点人物，他的光芒完全掩盖了田刚——田刚还沉浸在考入北大基础数学专业的喜悦之中，尚未完全平复。全班同学都为他欢呼雀跃，向他表示敬意。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无数个勤奋学习的日夜，无数本堆满数学名著的书桌，无数张布满符号的草稿纸，无数次对命题的深思熟虑，这些共同编织了他四年寒窗生涯中那件光彩夺目的绫罗绸缎。面对同窗们的欢庆，王雪平仍旧保持镇定，她以微笑的姿态接纳了众人的美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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