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意大利90后青年阿莱2016年来到中国留学，在短时间内学会了中文，用中文写下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六年。在这六年里，他学过电影、做过群众演员、拍过广告。2020年，他开始以阿莱为名用中文写作，并在豆瓣发表。2022年起，他的作品陆续在不同的中文媒体上发表。本文摘自亚历山德罗·切斯基的《我在中国做过梦》[意大利]，文汇出版社·新古典文化2024年7月出版。本报经授权转载。

《我曾有梦》中文版封面

对于在中国的意大利人来说，语言机构就像麦当劳：入职门槛不高，如果短期内需要收入，可以去打工。至于工作内容，每天都一样。几乎没有人打心底里想做这份工作——我知道可能有少数人，所以我说“几乎”。就连我见过的最专业、最有经验、最受欢迎的意大利外教也会在课间叹息：“干个两三年就辞职了”。这种工作成就感极低，几乎没有发展前景，可以逼着自己做，但能避免就尽量避免。机构的外教休息室里挤满了不想呆在那里的人，气氛压抑。午饭时间，我会跟着老马和岛民们走到大楼的电梯旁，及时逃离机构的世界。

楼下的兰州拉面馆让我们结识了朋友。楼下餐厅选择有限：卖驴鞭的驴肉火锅、卫生状况可疑的贵州米粉、早上卖包子的馒头店。兰州拉面馆很大，通风良好，有面条、米饭和蔬菜。我们几乎每天都去那里。

以面食为主的西北菜，甚至可以替代部分意大利菜。老马会点一两块烤馕，放在桌子中间，假装是餐前面包。岛民最开心的一天，是套餐里多了一个煮鸡蛋。可当他拿着托盘，在窗口排队等餐时，兰州拉面的收银员发现了错误，跟在岛民后面，指着他，让他把第二颗煮鸡蛋还回去。最惨的一天，是他发现番茄鸡蛋盖浇饭涨价到21元，不得不招两个学生才吃得起。

和他们聊天，我接受了曾经害怕的沉闷。饭桌上的话题是足球、意大利政治、课堂上的搞笑场面。聊天平淡无奇，但我觉得恰到好处，就像夏天喝一杯淡啤酒，让你感觉凉爽。我觉得自己天衣无缝地融入了那些无关紧要的聊天中。这是一种不需要证明自己很特别的社交，所以很放松。坐在兰州拉面店里，我以前的个人经历似乎都是多余的。我们就像情景喜剧的写作团队，只能用一套原创的人物和场景形成共同语言：机构的走廊和休息室、玛塔的愤怒、校长的道德改革、茶师的选举操纵。这个世界无疑是简单的，有时狭隘无趣，但熟悉到足以让人感到安慰。在一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挖掘出一个小镇的幻觉，是相当奇妙的。

有些事情是被历史记载下来的。有位学生去了罗马，说对罗马斗兽场很失望，里面什么都没有。有一次，一位学生眼里闪烁着光芒问岛民：“老师一对一外教兰州，意大利怎么样？”岛民的回答“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来中国？”打破了所有学生的幻想。在北京，一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同事出去吃披萨英语培训，发现一家披萨店卖榴莲味，菜单上的名字是“妈妈做的一样”，他忍不住对店员发火：“怎么回事！意大利没有这种披萨！”“老师，我们只是顺应市场需求。”“你不尊重别人的文化！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吗？我是披萨圣地那不勒斯人！”

几个月后，那不勒斯的同事搬到了英国，我们为北京所有的披萨店松了一口气。当他遇到草莓、巧克力等非主流口味的披萨时，他仍然会拍照并发给我们。如果有机会，基于那不勒斯同事爆发时所表现出的冷静一对一外教兰州，岛民们希望将披萨店的员工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在外国人的都市传说中，在中国呆五年是一个转折点：要么离开，要么留下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五年后，你就是一个老外了一对一外教兰州，积累了比较完整的生活样本，经历了不同社会的酸甜苦辣，有足够多的证据做出判断。试用期结束了，你要决定是否要买会员。

这种选择既关键又复杂：经过长时间的摩擦和相处，你的心情会很复杂。不太可能只喜欢或讨厌一个地方。同时，常识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你不会幻想一个不切实际的人间天堂，而是会比较各种选择，权衡利弊，努力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个。职业发展、生活便利、朋友圈、喜欢的美食、自然环境。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你总会牺牲一些东西。或多或少，这是全世界所有移民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选择错误，那就麻烦了，如果完全不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却还坚持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选择这样做的人，或许看重的是一些短期利益，比如保住工作、生活稳定，但内心其实有强烈的不满，那不勒斯的同事只是没有及时离开，所以他们才会心生怨恨。

我公司的同事迪亚戈当时也在，但他还是去了。我们在三里屯吃了披萨。有人曾经说过，当你问意大利人过得怎么样时，问题是他们居然会回答。我知道​​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迪亚戈的性格又爱抱怨，所以我尽量不参与这样的谈话，只是翻看菜单。

“我想问你一个关于 AIRE 的问题英语，”迭戈说。这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登记长期居住在国外的意大利人。注册后，你可以获得一些针对海外意大利国民的服务，比如远程投票。“怎么了？”我说，简单的问题掩盖了背后的恐惧。“我必须注册吗？”迭戈说。

我当时很困惑，这是我以前没有考虑过的角度：如果我生活在国外，需要如实申报吗？身份证上需要写自己的名字吗？这些事实还有主观解读的余地吗？

“随便吧，”我说道，希望能把话题引向一些不那么苛刻的话题。“我来这里主要是为您提供一些服务，看看您是否需要。”

“如果我换工作、换城市，需要告诉他们我的新地址吗？”“如果还想继续收到选票，就得告诉他们。”“如果我明年回意大利怎么办？要退出AIRE吗？”“是的。发邮件说你回意大利了。”

“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应该告诉他们我的信息。”

披萨还没端上来学英语，我便准备离开了。我边走边说：“不用了！没人在乎你住在哪里！不说的话，大使馆的人就睡得安稳了！”但我还是在原地。算了，再听半个小时我就可以回家了。迪亚戈一脸茫然，甚至有些无助，仿佛自己活在一个无法交流的平行世界里。他放弃了AIRE这个话题。

“我需要买些西药。”迪亚戈顺势问道，“你觉得在哪儿可以买到？”我喜欢这种问题，答案很直接，很客观，很难反驳。

我赶紧回答：“和睦家医院。”

想了一会儿后，迪亚戈宣布：“我不去医院。”

我当时就崩溃了。我没法给迪亚戈任何帮助一对一外教兰州 无论身在何处，外国人必须做一件事：呆在自己想呆的地方，呆得好。，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帮助，而是继续抱怨的机会。乔治·布什曾到和睦家医院治疗，但迪亚戈不去。很快，迪亚戈就失望了，开始说起别的事。他想买一双意大利品牌健乐士的鞋子。这看似不是什么挑战一对一外教兰州，但迪亚戈觉得不可能实现。

“在佛罗伦萨一双才三四十欧元，在中国肯定很贵。”“你可以上网看看，最近光棍节、双十二等节日，价格会便宜一些。”“我不在网上买东西。”

“鞋子都一样，有官方店。”“我还是去实体店吧。”

没有办法。我天真地提出的这些建设性解决方案对迭戈来说都无效。那天晚上，他抱怨了太多事情。最可笑的是，他在中国找不到爱情，因为每个人都说中文。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以为这是某种晦涩的隐喻，就像“我们说着不同版本的爱情”，但结果发现他的意思确实是字面意思。我意识到迭戈的态度正是我需要避免的未来。生活在别的地方，一切陌生的东西每天都是一种挑战。我们是选择抗拒和怨恨，还是选择宽容和好奇，将决定我们的人生经历。我会努力做到后者；如果我发现自己做不到，我就回家。无论你在哪里，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必须做一件事：如果你想留在一个地方，就好好呆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