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高考已经结束，据教育部考试院统计，今年全国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已经达到1342万人，这确实是一个悲剧。
但对于大多数考生和家长来说，麻烦还在后头。
上个月，智联招聘发布的 2024 届就业报告显示：
今年普通高校硕士、博士毕业生录取率为33.2%，较去年下降17个百分点，也低于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录取率（43.9%）。
知名财经媒体《经济观察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标题如下：
“研究生找工作比本科生更难。”
显然，这篇文章把高考生和家长们搞糊涂了。大家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显而易见却又难以名状的重要问题：
高考还能给普通人提供跨越阶层、改变命运的机会吗？
这个话题太大了，三天三夜说不完。但我们可以选择从某个角度来探讨：
在“高考改变人生”的黄金时代，尖子生们在大学期间到底学到了什么、获得了哪些机遇？
对此，2020年身家突破200亿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其实有很多话要说。
❶
四十多年过去了，俞敏洪依然不肯承认自己是一个高考幸运儿。
虽然考上了最好的大学（北大）和最好的专业（西班牙语系），但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高考经历：
太粗糙、太粗犷、太黑色幽默。
俞敏洪1962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胡桥村，父亲是木匠，母亲是生产队队长，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子弟。
但俞敏洪却有一个神秘的野心。
1978年，16岁的俞敏洪第一次参加高考，报考了69公里外的常熟师范学院，这很正常。
但俞敏洪却报考了该学校的英语系，这很不正常。
于妈妈见多识广，性格强硬，曾多次劝说儿子转专业到中文系，因为毕业后可以给单位领导当秘书，快速步入“晋升轨道”，这难道不比学英语好吗？
但我儿子有他自己的理解。
俞敏洪认为，尼克松访华以来，报纸、广播都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新时代，英语专业的学生未来一定“大有可为”。所以，哪怕我现在对英语的理解还停留在26个字母的阶段，哪怕我英语口语自己摸索……但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于是，年轻的俞敏洪成功了：
考试不及格。
原来，1978年高考时，英语只是一门参考科目，如果选考，成绩会占总成绩的30%，但一旦报考，就需要达到多带带的分数线。
今年俞敏洪的英语成绩是35分，而英语最低分数线是38分。
第二年，"虚心接受意见，屡教不改"的俞敏洪努力学习，考出了55分的好成绩，但英语分数线却突然升到60分，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不，俞敏洪其实早就料到了。
他在自传《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中说道：
1979年1月，中美建交，2月，小平同志访美，3月，中美直航开通，所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知道英语前途大好，这让英语基础薄弱的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和紧迫感，开始整夜失眠。
既然无法利用“信息差”打破局面，失眠的俞敏洪只好静下心来，利用别人睡觉的时间学习英语。
1980年，俞敏洪第三次高考以95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
（1980年，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俞敏洪在颐和园）
多年后，俞敏洪曾自嘲说，漫长的高考经历中，英语专业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当时能坚持初衷，主要是因为别无选择，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英语上，如果报考其他专业，他会更加茫然。
其实，作为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他通过广播、报纸隐约能感觉到，在国际化的环境中学习英语，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但未来如何靠学习英语谋生，职业规划又是什么……
他确实不知道。
若干年后学英语，俞敏洪的一位老乡，诗意地概括了年轻人“想改变一些事情英语，却不知道后果”的决策行为：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取决于他自身的努力，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❷
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是在向你灌输“考试好不如眼界开阔”的观念，那你就错了。
俞敏洪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
到了大学之后，俞敏洪发现，班上五十多个同学网上英语培训班，除了他以外，全都是有钱有势、才华横溢、能言善辩、多才多艺……
俞敏洪激动之余，向第一学期班上的二十多名女生表达了自己的善意：
他给每个女孩都写了情书，然后单身了四年。
话说回来，我们学校八个学期成绩一直垫底的余同学，谁会看得上他呢？
高二的时候，俞敏洪患上了抑郁症，并辍学。
当时北大最牛的系是中文系，中文系的学生能写诗绝对是牛人中的牛人。
俞敏洪跟随其他人追求诗歌和进步。他住在北大医院，写了600多首现代诗。不幸的是：
这些都没有被发表。
但就在这家医院里，俞敏洪结识了一位来自北大的病友网上英语培训班，偶然间读到了对方的诗歌，便开始默默地寻求另外的谋生之路。
他在自传中感慨道：
读了查同学的诗，我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可能有诗人一样丰富的情感，但我没有诗人一样优美的文笔。
俞敏洪提到的病人，是北大法律系1979级学生查海生，笔名：
海子。
（我坚信海子、北岛、顾城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巅峰）
遇见这位天才之后，困扰已久的俞敏洪彻底释怀，世界观也变好了。
他认为庆幸有高考，让自己有机会在陌生的环境中经历认知的碰撞，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对象。
既然你不是自己想象中的王者，那你就应该学习身边老师、同学们的长处，解读他们的思想，模仿他们的脚步。
俗话说，“志存高远，方能达至中”。人生所谓的成长和机遇，都是在不经意间获得的。
这是俞敏洪在北大学到的最宝贵的一课。
1985年，俞敏洪在休学一年后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如果套用现在的就业观念，这简直就是“俞家坟墓冒烟”。能进一所二流大学，需要多大的运气？
但那时的俞敏洪却感到孤独和压抑，因为班上50个同学，有49个都出国留学了，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国内工作。
这让一心想模仿优秀同学的俞敏洪焦虑起来。为了赶上同学们的奋斗步伐，俞敏洪开始在校外开办英语培训班：
我挣的钱一小部分用来养家糊口，大部分都存起来，为我计划去美国留学攒学费。
当然，幽默风趣的俞敏洪则用了不一样的说辞来对待训练生们。
俞敏洪说，其实他不明白为什么北大西班牙语系的学生要去英国、美国工作，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当地人英语好吗？这个问题我俞先生很难理解，所以只能寄希望于你们（托福培训班的学员），希望你们去大洋彼岸，增加了解，深入批判、揭露。
俞敏洪还说，有一次，在美国留学的班长回国后，和他在北大餐厅吃饭，他给俞敏洪讲了个笑话：
你知道为什么美国科技这么发达吗？因为那里的人有国际视野，连三岁的小孩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培训班报告厅里，原本只想挣留学钱的俞敏洪以幽默自嘲的授课风格、透彻易懂的应试思路，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后来，新东方又开设了多家分店，成为行业第一。
一心想把公司做大做强的俞敏洪感到人才的短缺，于是他到美国与北大同学见面，邀请他们加入新东方，共创事业。
1995年，俞敏洪学生时代的班长王强和辅导员徐小平回国，成为新东方的联合创始人。
多年后，王强在参加一档电视综艺节目时调侃俞敏洪：
我也没想到他（俞敏洪）能发财网上英语培训班，还能开培训班，看他那木讷的样子，我觉得他才是需要培训的那个。
俞敏洪笑笑，没放在心上。
这或许源于他对优秀同学的真心赞赏，或许源于他自身的豁达品质。
很多时候，出身寒微、起点低的年轻人，对未来并没有什么宏伟的规划，只是虚心向身边的同学、朋友学习，然后笨拙地模仿，不知不觉就拓宽了自己的道路。
当然，“边学边做”的俞敏洪或许也在努力的过程中增强了自信——他觉得，在自己笨拙的模仿过程中，意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财富密码，找到了人生新的道路。
他鄙视口头争论。
（参加节目的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当时还未解散）
让我们回顾俞敏洪赚到“第一桶金”的那个特殊时期。
到了高二上课的时候，俞敏洪开始用书包收报名费，而且是一次性收齐：
5个书包。
这让北大外语系的领导很是头疼。
因为当时北大外语系也组织过出国英语培训班，但遗憾的是还是用了大学里“词汇+语法+句型”的常规套路，教学内容不太生动有趣，培训方式也不够简洁实用。结果是：
正规军根本敌不过俞敏洪的非常规战术……
众所周知，治疗头痛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遵循红皇后咒语：
砍掉他的头。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红皇后就是“善于解答疑问的人”）
北京大学外语系直接给了俞敏洪“警告”，并在学校闭路电视上循环播放。
据说英语，北大一半的学生都是通过食堂的电视得知，一个叫俞敏洪的年轻老师太过分了：
以北大名义私立办学，严重影响教学秩序。
为了避免“吃饭时摔锅、端碗骂娘”等恶毒言辞，俞敏洪离开了北大，辞职独自创业。
但他依然对同学怀有善意，也对学校心存感激，因为他明白：
如果俞敏洪没有通过高考，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他，又怎么有机会来到人才济济的北大，和大家一起嬉闹，又怎么有机会借助北大的名气，为自己的培训班背书，开辟自己事业的初级阶段呢？
2018年4月，俞敏洪以新东方董事长名义向北京大学捐赠5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北大建校120周年的献礼。
他在演讲中表示：
这次捐款是为了支持北大外国语学院吸引和发掘具有独立思考和精神的学者，让他们专注于思想和研究的发展。同时让有突破性才能的学生有机会接受世界上最好、最顶尖的人文教育……以我个人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来看，这些都很重要。
他也坦言：
既然我不能成为思想的大厦，那我愿意做这大厦下面的一块石头，让思想的大厦在北大这片土地上更加稳固、更加长久。
（2018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向俞敏洪颁发“名誉理事长”证书）
❸
在社会学中，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叫“社会关系”。
一般而言，学者们按照当事人之间互动节点的层级，将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
例如，所谓“强关系”，是指双方通过长期合作交流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具有一个（或多个）共同联系人、高度信任的特征。
社会学巨擘格兰诺维特通过对小城镇求职的田野调查，创造性地提出“弱关系”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文被收录于《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一书中，成为弱关系研究的典范。
而国内社会学家则倾向于从国情出发，强调“强关系”对人际网络以及行为主体行为决策的影响。
例如，费孝通等人认为封闭社会中人际社会网络具有由近到远的“差分格局”；边燕杰等人揭示强关系对经济活动具有示范效应。
然而，社会学家对于“强关系”的理解与一般民众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那些极其油腻的成功学大佬、职场大佬、某些音频博主……的理解中，“强关系”被粗暴地解读为亲人之间的隐瞒，说白了就是“好事关起门来分享，坏事关起门来瞒着”。
按照这个逻辑，为了挤进“强关系”的圈子，注重格局、宣誓效忠、与党联合打击异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应该大力鼓励。
比如，要建立“一起学习、一起打架、一起嫖娼”的牢固关系，就必须从胎盘阶段就开始复旧，因为上不了好的小学，上不了好的中学，上不了好的大学，还会被水平低的同学拖累。
如果你考上了一所满意的大学，从入学第一天起就要对这所大学忠诚，不能容忍任何关于这所学校的负面报道，否则就是妒忌，就是别有用心。
至于和同学的关系，一定要搞好，因为“他们是你将来创业的帮手，是建立关系的把柄”。
总之，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海淀大妈们，还是大学里的傲骨学子，对于“强关系”的理解都是那么的庸俗和实用，充满了狡猾的中国智慧。
但事实上，以校友关系为例，牢固的关系对人的影响远不止是琐碎的小事。它至少可以产生两种强大的激励。
例如，刘邦和项羽在起兵造反之前，都观看了秦始皇下诏的盛大游行，《史记》有这样的记载：
高祖常到咸阳拜见秦始皇，叹息道：“唉，大丈夫当如此！”始皇到会稽，渡过浙江，梁、纪二人一同观看，纪道：“可以取而代之了！”
首先，对于有着相似教育背景、学习生活环境相似的大学生来说，容易产生“大丈夫就应该如此”的学习效应。
以俞敏洪为例，同学们独特的气质和人生经历，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让他明白世界上还有如此优秀的人，如此丰富的人生规划。
不用喊什么“提高境界”、“增强认知”什么的空话，只要在想法受挫的时候，跟优秀的人学习（考托福）、出国、开个培训班，赚点学费，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你的事业……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当然你可能会说，就算不是同学，也可以学习模仿，就算不上北大，也可以考托福、考GRE，可以出国，还可以开培训班啊？
这与一种心理现象有关：人们对于学习“触手可及的成功”总是有着强烈的热情，但对于模仿“遥不可及的成功”却缺乏长期的动力。
试想一下，如果俞敏洪1978年顺利考入常熟师范学院英语系，而大学期间他的同学中却没有一个有出国留学的想法或尝试，他如果想出国，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不是感受到“留学热”的威力，了解托福考生的真正需求，俞敏洪就不会认识到毕业后“留学英语培训”的风潮，也不会意识到：
虽然在北大同学眼中我是“普通话不太好的人”，但我其实是一位“口才好、抓住重点的培训专家”。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成功机会是偶然的，但其实也是必然的。
其次，正是因为经过了九年教育的残酷筛选，有志向的大学生都具有模仿别人、取代别人的冲动。
俞敏洪开办培训学校的时候，留学热正处于巅峰。但即便如此，北京高校的学生也并非人人都忙着考托福、考GPA。一般来说，越是顶尖的高校，学生备考的越多，越是普通的高校，备考的越少。
社会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这样的现象：
并不是好大学的学生天赋更好或者家庭条件更好，也不是普通大学的学生主观能动性更低，而是因为年轻人的行为方式、与命运的抗争，更多地取决于生存环境的延伸。
例如，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很少见到出国留学的榜样，即使从报刊电视上了解到出国留学的好处，他们也很难下定决心，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承受不确定性的恐惧。
但对于北大学生来说，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出国，留下了大量的考试准备和面试、签证技巧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可以低成本模仿的。
更重要的是，学长们出国留学后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激励了学弟学妹们：
我们都是考上同一所学校、同一专业的学生，我也可以复制这些成功的经验。
在成功学的宣传逻辑中，这个最简单的理念被包装成“走出决策舒适区”、“改善认知结构”等励志名言。
但成功大师们不会告诉你的是，大多数人的成功，都是因为与成功榜样密切接触，知道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样的，然后才有信心去跟进，取得成功。
大师们不会客观地承认，在分工和阶层分化日益精细的现代社会，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有限，真正“翻天覆地”的选择寥寥无几。大多数还是你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做出的理性选择。如果当时的环境没有提供关键信息（关键信息）或重要转折点（里程碑），你就很难找到成功的切入点。
其实，无论是在象牙塔里，还是在黑社会里，都是如此。
比如，每一个大学生在毕业答辩前夕都会意识到，全国几乎所有高校周边的印刷厂老板都讲着同一种晦涩难懂的方言。
是的，高校的复印印刷业几乎被湖南新化县的乡亲们垄断了，但地处湘中山区的新化县，其实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国家级贫困县。
200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冯俊琪的《中部县级干部》一文广为人知。这篇长达25万字的论文网上英语培训班，记录了161名副处级以上干部的访谈记录，记录了县级机关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人际关系等。
不过，冯俊琪的毕业论文却选择了另一个题目：“中国的产业扩散经济是如何产生的？”
他通过对高校复印店的采访和调查，描述了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如何依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社会关系，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复印业网络，并不断将复印业推向新的高度。
这些产业有多高？冯俊奇在将自己的调查报告整理成《新华复印业的生命史》一文时，有一个数据特别引起他的注意：
新化县常住人口不足百万，但全国从事复印相关工作的人数却多达20万。
访谈结果显示，新华复印印刷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新华社的易代兴、易代玉兄弟在四川涪陵偶然获得了机械打字机修理技术，两兄弟将这项技艺传给了徒弟袁希初和孙子邹连静。
改革开放后，新化县打字机修理厂任命邹连静为业务主任，新化县打印机修理事业进入产业化阶段。
在维修过程中，新华人逐渐发现，当时的打印机品牌以美国（惠普）和日本（爱普生）为主，价格昂贵，且有各种小毛病，但如果掌握维修技巧和配件网络，打印机日常运行成本将大大降低。
新化本地人邹连民生动地描述了自己进入复印印刷产业链的过程：
1992年，我在广东开了一家打字机修理店。起初，打字机上的小滑轮（易耗品）要到台湾去换，价格相当高。后来过年的时候，我跟一个老乡说起这件事，发现他什么型号、什么价位都可以修。于是，我鼓起勇气，花3000元买下一台修过多次的旧打印机，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印刷店。
新华印刷厂的优势就是价格战，打出“复印五分钱，打印一角钱，量大从优”的招牌之后，市场上的竞争对手都无路可退。
新华印刷厂价格的底气，来自于两大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新华印刷厂的机器都是二手设备，全部是日本、美国等地废弃的复印机，印刷厂老板都有一手修复机器的绝活——这是他们通过同乡介绍和三年学徒期学到的核心技术。因此，新华印刷厂的固定运营成本被压缩到最低，很多时候只剩下纸张成本，这是外人无法模仿的。
另一方面，新华人在几十年的创业过程中，已经拥有了“国际贸易+专业市场+专业店”的完整产业链布局，在复印设备、耗材、纸张等方面都占有垄断地位。因此，打印机及耗材的价格在外人看来是个黑箱，但对新华人来说却是透明的，新华人能拿到“成本+固定利润比例”的超低价格。
新华人严格维持内外分明的产业体系。这当然和山穷水尽、人多地少的农村结构有关，但也有灰色甚至黑色的代价。比如，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新华人因走私复印、打印设备被判刑。
这种类似于血薪的残酷现实，弥合了中国农村的潜规则，形成了印刷产业链牢不可破的“强强关系”。
试想一下如果你不是新华社的人，即使你知道开一家印刷店利润很高，甚至知道印刷店设备、耗材的采购渠道，你有信心开店吗？
相反，哪怕你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新华人，哪怕你知道打印机价格昂贵（90年代一台全新的打印机价格几万元），哪怕你知道需要到外地开店，你依然义无反顾。因为你知道：
可以向老乡购买二手打印机，向师傅学习维修技术，还可以在新店所在城市找老乡解决店面租赁、进货渠道、首批客户等问题。
毫无疑问，即使你身在遥远的地方，你的内心也充满信心，你相信明天会更好。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复印店老板都来自新华社的秘密。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说：
母亲性格懦弱，是一名商人，父亲性格强悍，是一名大臣高考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吗？，一家人都留在家乡，而贫困的家庭却搬迁到了别处。
对社会关系（尤其是强关系）理解庸俗的人，通常只注重前两句，就算自己的孩子在外地读大学，本质上也离不开私勾结的那些点滴心思。
但我希望一批又一批的高中毕业生，能够保留“穷游异乡”的精神，离开自己生活环境的舒适区，去更加广阔的国外高校，结识各式各样的同学，见证超越认知的可能性，在可以看到成功的地方学习、模仿成功。
这份勇气和洞察力，是当前环境下“高考改变命运”时代的注脚。
罗曼罗兰说过：
我钦佩年轻人吸引注意力的冲动，尤其是当他们微不足道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