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20后”已然降临世间，新一代“00后”也迈入大学校园。往昔的大学生活时光，以及彼时校园内的文化特色和整体氛围，都已成为并不久远的当代历史篇章。从当今视角审视，其中蕴含着不少值得怀念的成分，或许能作为后世某种参考资料留存下来。

01 教师

对于年纪稍大些的人而言，九十年代初的学校大体上比较安静，政治的热情已经消退，市场的浪潮一时还未兴起。我们刚在《渴望》的“悠悠岁月”歌曲中，从高中生转变为大学生，随后突然置身于英语环境中，所有专业课程均以英语授课，起初几乎完全听不懂。基础学习首先从深入理解文本，高效浏览资料，进行听写练习，以及用自己的语言转述内容着手，逐步转向书面翻译和口头翻译的训练。除了核心课程，其他非专业领域的学习包括法律基础知识，现代汉语知识，中国革命历史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以及国际政治知识。这些课程都是按照既定步骤设置的必修内容，不提供选修机会。那个时期不存在“心灵慰藉”这样的说法，也没有某个学科持续探讨人生哲理、朋友交往以及婚姻爱情这些议题，也许当今的学子们更加重视这些个人层面的议题。

1980年代，北大学生食堂

师生之间的互动既温馨又得体，同时维持着适当的间隔。高校导师的随和、不拘小节，与高中教育者的严肃形成了显著反差，这让我们感受到被尊重和同等相待。成绩公布后，教师会将分数写在便签上，多带带递给学生，以此彰显对个人隐私的重视。我们与导师的往来并不频繁。他们下课就离开了，并不与我们混在一起怎么叫外教老师 伍国：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段难忘的大学时光，我们也很少在课后与老师聚会或吃饭。仅有少数几次，全班被邀请到一位中年法语老师的家中做客。这位女老师在一次闲聊中提到，其实啊，婚姻这种事，若经人介绍，双方条件都合适，也没什么不好。这是我在记忆里听过老师私下里说的一些个人想法，但是，对于二十岁刚出头的学生们来说，又能明白其中多少内容呢？

许多教师都有海外经历，不过他们极少提及国外见闻，仅有一位老师在家中分享过一段经历：她在法国时了解到那里居住着大量温州人，便询问他们，尽管他们并不通晓法语，生活却十分不易。随后她继续讲述，温州人这样回应，我们在北京时，你们说话我们同样难以理解啊。老师听后不禁发笑，我也觉得他们的回答十分巧妙。

她向我们透露，有位名叫盛成的旅法前辈，既是学者，也是作家和诗人，已经近况归乡，在此安家了。后来我特意去查证，发现这位盛成确实声名显赫，曾与孙中山先生多次会面，被称作“辛亥三童子”中的一员。他在国内定居若干年后，于1996年岁末与世长辞。

上世纪70年代的盛成。让-皮埃尔·阿涅尔/摄

那会儿的部分中年教师颇具学者般的儒雅沉稳气质，记得有位教师在课堂上和蔼地讲过，所谓“抓猪”（推动生猪发展），在翻译成英文前，切不可把中文字面理解为用手“逮住猪”，先前就有人犯过这种毛病。或许因为薪资、住处等种种原因，当时的年轻教师普遍感到不稳定，纷纷打算转去政府部门或者大型公司任职，这在九十年代初或许是普遍现象，也可能是他们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没有完全融入的原因。但我们并不特别在意他们的决定，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和他们过于亲近。倘若他们觅得更称心如意且薪酬更优渥的职位，我们亦会由衷为其欣喜。师生彼此间大体上尚能和睦相处。

02 外教

我们教师中外籍人士占比较高，他们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每个学期都有新面孔，能力高低不一。其中一位口语课教师体重超重，美国籍，上课毫无准备，只是随意闲聊和简单讲解。他每周都去城府路某家烤鸭店享用一只烤鸭，有时会邀请学生同去，并先替大家支付餐费，随后再逐一收取费用。有位美国学者学识更为渊博，声称曾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任职，他为我们拍摄合影，冲洗照片，却也要按人收取几毛钱费用。时至今日我仍存疑虑，倘若是中国人前往经济状况差异悬殊的国家任教，住着对方免费提供且配备服务的住所，实在难以启齿向几个学生逐个索要这点零钱（我们班级仅18人）。

那位美国教师出于便利考虑，在开课初期就为每位学生选定了英文名称，若学生不认同，可以选择更换，或者自行决定。然而，一位具有斯里兰卡血统的加拿大教师对此持强烈否定态度。他认为，由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为中国人取英文名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此他始终依据学生们姓名的汉语拼音来呼喊，即便读音错误得十分明显，即便在更正之后，他依然我行我素。他讲授英美报刊文章，课堂表现十分专注，时常满头大汗。他对命名问题的权力关系批判性思考，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在美国的生活、工作，以及英文的钻研、写作、发布等环节，都彻底舍弃了原先使用的英文名字。

那位讲授美国文学史的学者十分严谨且投入，选用的参考资料是《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然而我们当时的理解能力，与这位美国学者的讲解相比，或许存在差距，致使课堂某日变得异常混乱。老先生因此感到难堪，怒气冲冲地扔掉了书本怎么叫外教老师，拒绝继续授课。后来副系主任出面了，他先稳住了那位老师，随后直接接手把课程讲完了。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同样是这些知识，中国教师讲解时似乎更容易理解。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对不起那位来自美国的教授。

有一堂课布置任务，需要学生每周提交英文周记，主题不限，可以自由选择，我写了关于童年时期地震经历以及地震给家庭带来的恐惧，美国教师批改时，在作业上留下了充满感情的评语，表示被我的内容深深打动，还有一门课程要求每位同学每周准备一个英文演讲，向全班同学分享自己选定的话题，我记得当时我演讲的主题是关于一位美国青年在新加坡因乱涂乱画而遭受鞭刑的事件，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

关于英美两国的情况和社会，虽然我们读的是复印的旧书，一本讲英国，一本讲美国，但授课的外国教师态度很松散，书中内容也较为粗略，或许连当前《孤独星球》出的旅游手册都比不上。当时学校对万圣节活动并不在意，甚至把礼堂前厅作为场地举办万圣节派对，许多外国教师都到场了。关于普通美国文化的认知，万圣节聚会略有助益，不过仅限于此。

美国大学本科生的课程安排，及其规定的知识广度与深度，还有阅读材料的数量，以及对学生自主研究的约束，导致他们对中国认知程度，远远超越了我们当年对英美模糊的认识。外国教师本能上完全没有完整真实地介绍西方的意愿。我们无从探究美国的种族状况，无法询问美国男女是否平等，不清楚美国青年如何看待基督教，也不明白反越战运动在美国产生了何种影响……而如今在美国的同事里，有一位本科期间对中国认知仅限于若干指定读物，他尤其推崇乐黛云教授的回忆录《朝向风暴》。有位同窗在大学时代曾撰文探讨孙中山先生的事迹学英语，他们之所以会涉猎这些书籍进行探究，纯粹是因为求学期间可选的课程里，包含了一些虽非本专业却颇具深度的科目，一旦选上，不论基础如何都必须力求达到某个水准，否则难以获得理想的评价，这根本是课程设置强制进行阅读、剖析、撰写的必然结果。

所以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单从学生个人角度出发，美国高校的学生跟中国高校的学生相比，不见得更加积极主动，也不见得更专注于探求知识，不过，美国的教学体系——诸如必修主修和辅修课程相结合，必须修读通识类课程，以大量深入阅读为根基，以探讨和研究为导向，再加上由教师严格推行（以及对教师的高标准要求），这些共同作用，形成了他们的特点。这种教学方式之所以让我不认同，是因为它忽视了阅读的重要性，不重视研究工作，也不强调写作训练英语培训，仅仅依赖教师口才的渲染。外语专业的培养方案存在明显不足，它用四年时间锻炼语言应用能力，钻研文学和文学史，却缺乏对相关国家历史文化宗教的探究式学习和批判性思维训练，同时也没有充分重视基础理论思维和方法训练怎么叫外教老师，在整体规划上存在明显短板。

03 阅读，电影，旅行

文学史和选读涵盖了从最古老的英国叙事诗，一直到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作家的作品，然而完整的长篇小说部分则安排在课外阅读。接触英文原版读物，往往先从《情书》和《简·爱》这类熟悉的故事入手，后来才体会到真正值得品味的作品，比如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迪金森的诗歌，以及毛姆的系列短篇和长篇小说，还有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那充满童趣的情节我非常着迷，也很喜欢读。那个阶段还读到了一些用英文编写的圣经故事。偶尔也会阅读翻译自其他国家的作品，例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渐渐地个人倾向于带有某种反思性质的、类似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比如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有毕业后才接触的高行健的《灵山》，或者是对人性进行反思的寓言类作品，诸如戈尔丁的《蝇王》。如今我依然保持着阅读小说的爱好，最近又重新翻阅了铁凝的早期名作《哦，香雪》，它反复品读了几遍。这篇小说构思十分巧妙，情感同样十分动人。

阅读《废都》，偶尔戏言“此处删去XX 字”，琢磨怎样填满空白，也是那时宿舍生活的一种消遣。当时的教育部官员来校演讲，讲话中顺便批评了《废都》，反而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几年之前，我在国内某高校偶遇贾平凹的讲座，他谈到自己当年因出版《废都》遭到非议，甚至因此住院治疗。我听讲座时，他的新书开始售卖，主持讲座的老师在演讲结束时，善意地告知学生，如果没买贾老师的书，就不要请贾老师签名，因为现在贾老师的字画也很昂贵，贾平凹的作品，我最爱的还是早期的商州系列。

学校安排每周下午在某个教室播放美国影片录像以提升学生听力水平，我们当时观赏过的影片包括《与狼共舞》、《小鬼当家》、《变相怪杰》等，在图书馆还看过中国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学校的大厅于夜间播放当时上映的国产影片，只要上映便购票观看，较为难忘的有《遭遇激情》、《香魂女》、《永失我爱》。冬日里，校园道路的灯光穿透周围的轻雾，看完电影后我们一边呼出白气，一边谈论影片，返回住处。

校外人士举办的讲座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那些与专业不相关的，或许是因为接触不多而觉得新奇：李德伦讲述音乐，郑晓瑛介绍女子爱乐乐团。我们曾经骑车前往清华大学民乐团的表演现场，乘坐学校安排的客车前往中国美术馆观赏1993年的“法国罗丹艺术展览”；搭乘公共汽车，换乘地铁，接着又转乘公交车，最终抵达人艺的话剧演出地点。人艺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加之演出安排在晚间，对于我们而言存在诸多不便，所以仅欣赏过徐帆演绎的《阮玲玉》——该作品完成于1994年。同年暑期，我们还观看了李连杰主演的《中南海保镖》。北外的许国璋教授于1994年秋季学期与世长辞，学校特意安排车辆供教师们参与追悼仪式，想来众多教师都曾是其门生，不过我们所使用的教材并非出自他手。

那个时期或许不存在如今这种类型的“偶像”。像“黑豹”以及窦唯、张楚、老狼、沈庆等，差不多就是那时我们非常仰慕的对象。我和同窗曾特意骑自行车去观赏过一次“唐朝”的现场表演，见他们挥舞着长发高声呼喊“梦里回到唐朝”。我记得那是在北京体育学院举办的。

北京大栅栏附近的电影院，外面张贴着海报，上面是一位美国金发女性怎么叫外教老师，她身穿比坚尼泳装，十分引人注目

图书馆新地方建好之后，大家能够随便进里面看书，一次能够借五本书。我和同住的人常常谈论徐志摩、丰子恺的文章，我清楚记得那时候认真读了王蒙的作品，最难忘的是他描写新疆的那几部，还把竖着的脂砚斋评注版《红楼梦》看了三次。那会儿心里总琢磨着，徐志摩或许并非人们常说的那种轻浮之徒，他部分诗作里，比如《半夜深巷琵琶》，对底层民众的关怀非常真切，另有一首诗讲述夭折孩童的母亲，在风雪天用草席盖坟，读来令人心酸英语，由此觉得他的诗作并非全然是“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式的自我抒发。

某个午后，于图书馆中文现刊区翻阅《小说月报》时，无意间接触到余华的《活着》，瞬间被其深深吸引，读毕之后内心受到极大冲击，仿佛经历了一场异世界的游历并归来。

每年五一和十一假期，或者暑假期间，同学们常常结伴乘坐绿皮火车外出旅行。我曾游览过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恒山悬空寺，到北戴河观赏过海上日出，在内蒙古，为了观赏草原风光，还搭乘过顺路的卡车。也有同学选择去攀登泰山。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怎么叫外教老师，旅行并没有太多障碍，抵达目的地后，寻找到旅馆，购买一张地图，询问如何乘车即可。1992年寒假，父亲前往四川广元接我，特意规划了广元、剑阁、梓潼、江油四个地方，沿途考察了栈道关隘，寻访了故乡的古迹，可惜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如今阴阳两隔。

04 五道口

从学校出发步行，能够抵达五道口，这是我们日常最容易到达的休闲娱乐场所。五道口过去有一家老式百货公司，配有售货人员，同时设有公共市场、官方书店、外语书局，并且分布着许多规模较小的个人书店。在这些地方，可以购得部分工具书、外国文学著作、当代中文散文作品。我的那本1993年版的《汪曾祺文集》，还有川端康成的小说，以及王佐良翻译的英诗，都是在五道口购得的，同时买了王统照和丽尼的散文，又从这里买了书用来参照研究夏济安对英语散文的译本，另外在五道口工人俱乐部还观赏过一次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

那个年代在五道口一家小书摊上翻阅的几本选集，比如丰子恺、梁实秋、徐志摩、周作人、王统照、梁遇春、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作品，引领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天地。那个世界没有传统经典中所描绘的权力倾轧和暴力冲突，也缺少了左翼创作里常见的政治色彩。那个时期并没有出现“民国热”、“民国范”这样的说法，我们却仿佛已经受到过它们不少的熏陶，不过并非经由品读名人故事，而是借助文字本身去体会。这得益于当时的文化出版业，也该谢谢那些无论个人境况怎样，都运用尚在发展中的现代汉语，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创作者。

1995年上半年的某个时候，学院路靠近北航的位置，新开了一家书店。我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装帧还比较粗糙的《黄金时代》，不过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想那应该是这本书的初版。差不多二十年之后，我在一篇英文文章里，提到了并且解析了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片段。

很多年后回到故乡，在万圣书园的墙壁上发现一个名为“五道口的前世今生”的摄影展，并且格外关注了它。并非因为去得次数太多，而是因为，尽管如今出现了当时没有的地铁线路和商业中心，但那个杂乱无章、城乡交融，既带有书卷气息又充满生活气息，路边经常售卖烤红薯或者烤羊腿的五道口如今已经消失不见，连同那些在宿舍里收听北京音乐台的夜晚。